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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牛保护之科学观

发布时间:2014-1-21 16:44:50  浏览次数:

羚牛是一种栖息于高山或亚高山地区的大型偶蹄类动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和西藏。羚牛有4个亚种,即:秦岭亚种、四川亚种、指名亚种以及不丹亚种,其中前两者为中国所特有。
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发布的“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中,羚牛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客观地说,羚牛在野外的数量不算少,但从60年代到现在始终将其列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的原因在于羚牛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特别是在生物分类学方面。羚牛体型大如牛,但是角却像羊,雌雄两性都生有一副基部粗壮、先向外再向后弯转扭曲的角。这些形态特征再加上来自于解剖学和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的证据表明,羚牛介于牛和羊之间,从而在分类上属于牛科羊亚科的动物。
羚牛的另一个价值体现在保护生物学方面。在保护生物学中,有一个叫作“旗舰种”的概念,它指的是体型庞大、需要大范围栖息地的物种(不一定是珍稀物种)。我们在保护旗舰物种的同时,也保护了同一栖息地中的其他物种。羚牛是一种典型的旗舰物种,而且其分布区域本身就很重要——从青藏高原到秦岭,是我国物种多样性水平比较高的区域,也是物种的起源中心。
没有天敌的羚牛
1964年5月末的一个上午,在秦岭龙草坪东河台,一阵枪声之后,最后的一只秦岭虎倒在血泊中。此后,秦岭再没有虎出没。虎消失了,云豹、金钱豹和豺等也难觅踪迹,羚牛天敌的减少或消失对于羚牛这个物种来说并不是好事。羚牛4—5岁性成熟,一年繁殖一胎,加上母牛有很强的护幼能力,因此其繁殖成功率比较高。同其他草食动物一样,羚牛从来就没能演化出控制自身种群密度的能力,需要靠捕食者来淘汰种群中的老弱病残个体,这实际上强壮了羚牛的种群。没有了天敌,羚牛数量增长过快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在秦岭调查期间已经发现了这种迹象。
夏季,羚牛会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取食和休息,而其繁殖地在高山草甸与森林交界的位置。如果羚牛种群密度太高,那么大量的个体将聚集在草甸,会对栖息地造成破坏,引起草甸退化。另外,在天敌减少或消失之后,羚牛更容易伤人。特别是那些原本应该被捕食者淘汰的老弱病残个体,独自下山后就容易肇事。我们观察发现,结群的羚牛并不怕人。在野外,我们课题组的曾治高与羚牛群接近的距离曾经只有5米也没有被攻击;但独牛就不一样了,它们很凶悍,攻击性强,因此不可以接近。我曾经建议有关部门把低海拔地区的独牛淘汰掉,一来能减少羚牛伤人的可能性,二来检验这些独牛的生存健康状况(是不是老弱病残)。其实我们可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控制羚牛的数量,这样一方面可以抑制种群的密度和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地方百姓带来一些收入。
我们国家过去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曾经为吃野生动物或创汇而对它们大肆捕杀。后来矫枉过正,所有野生动物都一律严格保护。殊不知,这种过度保护的做法并不科学。
谈及对羚牛种群数量的控制,这里不得不涉及到狩猎问题。目前,国内很多人对合法的狩猎行为不理解。例如,国家林业局曾经举办过一次外国人来华狩猎拍卖会,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这种过于激烈的反应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之前公众和政府部门之间沟通渠道不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于保护理念存在误解。
实际上,有控制的狩猎是有益于物种生存的。一些环保主义者热情比较高,但知识稍有欠缺,没有考虑野生动物的数量过多与栖息地面积紧张所带来的问题,只认为绝对不能打,没有真正理解狩猎的意义。当然有些反对意见并非毫无道理,比如有人担心狩猎一旦放开就收不住。这种风险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除了需要制定一个健全的狩猎准业证制度外,还需要有人真正去执行,切实做到只有拿到狩猎证才可以进行狩猎。
我认为,对于某一个物种开展狩猎必须得到科学数据的支持。在美国,每年的狩猎配额都要根据当年的调查数据与上一年的狩猎数据相结合而确定;狩猎前,要先取得规定了狩猎时间和地点的狩猎证。在北美,当政府对所有的渔具。猎具和相关的物品征税时,其中有5%被用于野生动物保护。此外,通过狩猎活动获得的收入,都要用于野生动物保护。
在我国,虽然开展狩猎活动不是普惠工程,但对狩猎区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会带来一些实惠。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狩猎的另外一个好处:由于政府注意到野生动物保护会为保护事业带来收入,因此必然会加大打击非法盗猎的力度。对此,我们需要开展公众教育,将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热情引领到科学、理智的方向。
需要加强科学研究
在羚牛保护工作中,目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科研投入不足。我在研究工作中发现,关于羚牛最基础的数量调查数据很少。迄今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调查是2000年全国第一次陆生野生动物普查。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整个秦岭地区的羚牛数量为5000-5500头。根据我常年在野外观察的经验,该数据比较合理。我注意到,对大熊猫这种与羚牛同域分布的物种,通过科研人员不间断的监测,种群数量长期变化的数据已经获得。但对于羚牛来说,由于调查、监测工作开展得少,因此我们还没有准确掌握其种群数量变化的数据。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不同单位和组织在不同时期的调查方法并不统一,导致有限的调查数据很难进行比较。例如,上世纪70—80年代,在秦岭地区建立保护区时,有调查显示,牛背粱的羚牛数量为70多头,佛坪为200多头。但由于不知道当时采用何种方法,因此难以与现今的数据进行比较,无法判断种群数量是增或减。这种调查方法的不统一和不规范现象并不局限于羚牛这个物种身上,在对其他野生动物的调查中也普遍存在。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和方法。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一直在更新《野外动物管理手册》,以便及时地为野生动物管理人员提供参考。
我们国家在调查以及数据处理方法和统一性方面都有所欠缺,特别是对保护区和相关管理单位而言,第一缺乏标准,第二缺乏人才。直到现在,保护区中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还是凤毛麟角,而经费也经常未能落实在科研工作上。要解决人才队伍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投入,提高工资待遇,同时提高准入门槛,以确保专业对口、业务素质高的人才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此外,羚牛自身特点也增加了对其开展研究的难度。羚牛的体型庞大,因此不能像小型动物那样可以在实验室作为模式动物进行基因等方面的研究。由于羚牛个体大,活动范围广,因此采样非常困难。虽然我们也采集了部分样本,分析了其遗传多样性,但更深入的工作很难开展。比如,我们很想了解羚牛4个亚种的起源、分化和遗传差异,但取样困难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原因在于:一方面,羚牛作为反刍动物,粪便中提取出DNA片断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没有足够样品也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
与羚牛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于大熊猫开展的研究工作。大熊猫数量调查是目前国内唯一开展得比较规范的调查。除了有全国性的大普查,保护区每年还要设置固定样线做监测,一个季度一次。大熊猫的几个保护区,一是接受国家林业局主管,二是有国际组织支持,经费比较有保证。但我想,对于大熊猫来说,如果做数量监测没必要一年四次,如果我们不打算利用这个动物,不制定淘汰计划,绝对数量是没必要知道的,只要掌握相对数量多了还是少了就可以了。
羚牛的两大幸运
2011年11月8日,一只大熊猫坐在地上食用羚牛尸体的图片在网上广泛传播,很多人惊叹大熊猫竟还吃肉!其实,大熊猫本身就是肉食动物,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最后才选择竹子作为它的主要食物。然而,它们仍保留了吃肉的习惯。不过,这张照片却也同时说明了另一个事实:羚牛与大熊猫同域分布。
秦岭是我国大熊猫最北的分布区,当地的巴山木竹和秦岭箭竹是大熊猫的主要食物。但竹子并不为大熊猫所专享,羚牛、鬣羚和斑羚一年四季都采食,其中羚牛对竹叶的采食量最大。此外,黑熊和野猪也会吃大量的竹笋。
与大熊猫为邻是羚牛的第一大幸运,因为人们对大熊猫进行保护的同时,也保护了羚牛。它的第二大幸运是并没有进入动物中药行列。过去,当地百姓只把羚牛当作蛋白质补充来源,没认为羚牛的哪个部位有药用价值,所以它的商业价值不是特别高。相应地人们猎杀它们的积极性也不高。
我们从70-90年代的调查中发现,在秦岭的一些保护区,羚牛密度增长迅速,但这种现象用种群增长的理论无法解释。进一步分析发现,羚牛密度的增加并非种群繁衍所致,而是由于周边地区林场的采伐作业破坏了羚牛的栖息地,最终迫使它们向保护区内转移。幸运的是,大规模的采伐后来停止了。2000年之后,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禁伐计划。这项伟大的工程实施十几年后,植被开始恢复。在之前采伐过的地方,一些先锋树种慢慢开始演替,羚牛的栖息地面积逐渐扩大。由于缺乏调查,我们至今还不清楚这样的变化是否导致了羚牛种群数量增加。现在,虽然羚牛和大熊猫一样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境,比如高速路修建等各项工程建设导致的生境破碎化和被人为隔离,但我对羚牛的生存问题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它身边有大熊猫。只要大熊猫不出问题,羚牛就不会有大碍。(宋延龄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转载《人与生物圈》杂志 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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