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曾经讲过一句有哲理的话：一切智慧都是生存的智慧。生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之一。它不断复制，并且超越了氏族、部族、民族、国家，一切政治的和疆域的界限，在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文学艺术等等不同文本中不断演说新的版本。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上隐喻的向死而生，阴山岩画上的生殖巫术、汉人择址建寨的风水信仰，这一切，都是人类不断吟诵的生存主题，也是人与自身生存环境签订的各种“契约”。

      人类要生存，要延续，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所谓生态，除了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还指它们与环境之间紧密相扣的关系。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在斯图尔德、哈里斯等人的带领下，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互动问题，便成为人类学者关注的议题之一，并由此形成了生态人类学这个富有自我争议与批判性的应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将人类群体在文化方面形成的适应制度，例如技艺，作为解读人类社会的一把钥匙。对于人类学者而言，人类社会文化的各种样态，包括观念、风俗、信仰、生计方式、政治生活，都是人们为了不断适应其生存环境而进行社会塑造的结果，这些社会文化行为反过来又影响着人对于大自然的认知与改造方式。

—作者手记

      在牛背梁，虽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边界很小心、很巧妙的将人的居住范围与保护区分隔开来，然而这个边界线更多的是一种地图的边界、管理的边界、所有权的边界，当地社区居民和保护区之内之外的大自然，从来就是不曾分离的一个整体。牛背梁人的生活离不开牛背梁，梁子、山林、河谷，是他们生产生活中的三个空间关键词。即便时代相替，社会变迁，牛背梁人仍旧用他们无穷的智慧，不断调试着与它们的共处策略。梁子、山林、河谷，是牛背梁人的生命线。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分散着建有四个保护站，四个保护站紧邻着当地社区，社区的村民在访谈中向我们诉说了非常相似的生活经验。长期以来，当地人们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在梁子上打猎和采集药材，在山林里伐木建造房屋，又在河谷冲积地带开垦农业和捕鱼。

      石老汉，老林站所在地林丰村的农民，今年83岁，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打猎的高手，从小他就跟随父亲去山上打猎。“我们这里山猪很多，它们经常到河谷的地里吃我们的庄稼；狗熊也是，它们爱吃蜂蜜，下山来找到养蜂人的蜂蜜，一下就都吃了。我们那时候要在庄稼地里搭棚子，看护庄稼。”在解放前，石老汉年轻力壮的时候，他的打猎范围有方圆二百里。他记忆中最危险的一次打猎，是在他60岁左右的时候，当时他在坡上的松树林遭遇一头大熊，他开了一枪，打在了熊的脚上，受伤的熊急急忙忙的逃往深山，石老汉穷追不舍，在半天时间里他翻过了四座山梁、三条沟，最后，熊和他都耗尽了体力，熊也最终被征服。我们几个听了这个故事都目瞪口呆，因为我们当天花了差不多八个小时才勉强在一道梁上下一次。

      对于山梁，当地人有着无穷的故事，也积攒了无数的知识和智慧。猎人们上山打猎要祭无常、山神、枪神，以求得保佑；他们能够根据脚印和粪便来分辨是白羊（羚牛）、麻羊（斑羚）还是山羊经过；当地人都知道上山不能穿戴黑衣服、黑色的帽子，尤其是带有毛的黑帽子，而要包白头巾，最好穿白衣服，以免被当成熊而被猎人误伤，等等。

      梁子上除了提供猎物，还有名贵草药，也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之一。尤其是猪苓，当地农民几乎都会在闲时挖一些来卖，获取一些业余收入。广货街保护站辖区地形最为险恶，盗伐案颇多，附近的大坪村，仅有28户，108人，土地贫瘠，多数人已经外出打工，留守的一些中年人，则仍旧以打猎和挖药为生。一个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不打羚牛，不只是因为羚牛是国家保护动物，还因为羚牛对他们的帮助和可爱之处。猪苓药材可贵，但是长在土里面，普通人难以辨寻，羚牛走过踏过猪苓生长的松软土壤，恰好将猪苓裸露出来，为采药人提供了方便。当地人对自然生态系统有着一套自得的知识，并且形成了大自然、动植物相互依存，甚至相互帮助的理念。他们对于自然，不是攫取，而是像对待朋友一样的尊重和爱惜。

      山里的人生活物资匮乏，种田为本，打猎为副，然而这些仍旧不能满足当地人的果腹暖身之需，山上积年累月生长的林木，就为当地人填补了生活补给的缺口。北沟保护站工作人员陈洪恩，原柞水县营盘林场的老场长，与当地山林打了一辈子交道，做林场场长时领导员工伐木为业，林权移交保护区后则悉心为保护站护林。不管是伐也好，护也好，他对于当地山林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解放前，牛背梁地区的山林分为地主林和和尚林两种，地主将近处好的林场占据瓜分，和尚们则在寺庙四周占据一些林地为寺产，剩下的边远山区，则是普通百姓伐砍柴木的地方。在陈场长所管辖的营盘林场，过去就有关公庙和太真庙两座寺庙，每座庙里三五个和尚，以化缘为生，占有一些林地，并不耕种土地。解放后，当地山林被重新分配为国有林、集体林和自留山林，对于当地百姓而言，无论是解放前的边远自由林，还是解放后的自留山（每人平均5-6亩），都是他们获取生活用柴、建房用材的基本来源，因此，即便是这些边边角角的山林，当地人也悉心呵护，懂得它们的珍贵和可延续性意义。

      农业为农人之本，在牛背梁地区，不管是旧社会还是解放后，不管是国有、集体林场时代还是保护区建立，梁子与山林都是当地居民与大自然抑或国家共享的财产，唯有河谷冲积之地，土地稍为肥沃，他们建起了村落，耕耘了农田，千年相守，进退之时都可作为自己的生存之本。如今他们又审时度势的筑起了堤坝，蓄养了鳟鱼，搞起了农家乐。梁子上的保护区和山林里的森林公园则为他们招来了顾客与外来的财源。梁子、山林、河谷，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始终是当地人的生存之依所，生态之凭据，空间观之渊源。

      《尔雅》中记载，“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中国在原始农业发展及聚落形成之际，便开始为自己思考并规划一个理想的部落生存生态空间。地景丰富、生态平衡、自力更生、世代相续，是多数中国古村落建址的理想原则。小国寡民的村庄，为了能够永续发展，必然要与环境进行协商，环境供给人，人保护环境，就这样形成了千百年的生存经验与朴素的生态观。牛背梁自然保护区周围几个村落社区的居民，用他们的经验去解读自然，用他们的技艺去适应自然，又用他们的智慧去保护自然。梁子、山林、河谷，是牛背梁生物圈的地理空间，也是当地人生命史的书写空间。人与环境，就这样往往复复的轮回下去，共同阐释着生态的本义和结构。（本文选自《人与生物圈》作者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助理教授）